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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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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的新著《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1月初版)是老舍研究界期待已久的一部著作。
众所周知，在作家老舍的诸多个案研究中，“老舍之死”是最有社会影响的一个；而在“老舍之死”个案的研究者中，傅光明肯定是用力最勤者。
他自1993年致力于该课题研究，以社会学、人类学倡导的“田野作业”方式，走访了数以百计的“历史在场者”，耗时长达8年，已经出版了两部“口述实录”作品:
《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12月初版。
《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海天出版社2001年7月初版。
这两本书，尤其是第二本，出版后曾产生过很大的反响。学者谢泳在《文学研究新三家——邢小群与陈徒手和傅光明》中曾这样写道:
“他的新著《太平湖的记忆》，不但是对作家研究的突破，也可以说是为现代文学研究开出了新路，他几乎找到了所有与老舍之死相关的线索和人员，而且以一种平等客观的视角，叙述出了他们所见的情景。傅光明的学术激情，来源于他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怀疑和另一种理解，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他的工作也是有开创性的。”
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傅光明终于拿出了关于“老舍之死”的第三本书:《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以下简为“新著”)。这是他攻读博士3年来学术生活的结晶。
笔者以为，新著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不无可观之处:
第一，作者的“老舍之死”个案研究上了一个台阶。具体地说，新著已不再是“1966年8月23日:一个‘罗生门’式的历史圈套”的复述，作者注目的也不仅仅是自己多年“田野作业”而获得的“口述实录”资料，而扩大为对老舍研究现有成果的重新审视，扩大为对所有文献资料(包括作家自述、友人回忆、书信日记等)的认真甄别。新著第一章“历史的谜团——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可以见出作者的这种努力。
第二，作者对曾献身于的“口述史”征辑工作进行了理论清理和提升。具体地说，他不再留连于“圈套”或“神话”之类的无奈的慨叹，凭借着近几年的苦读，于中西史学发展状态及后现代史学理论有所沾溉，他已能站在新的理论基点上重新审视、评估自己多年“田野作业”的史学意义。新著第二章“口述史未必是信史——老舍之死的史学意义”，就鲜明地呈现出了他的这一收获。该章第一节“口述史的发生”，谈及从西方史学家对“荷马史诗”疑案的最新理论诠释“歌手们的演唱”中得到启示，用以反观“老舍之死”个案的历史在场者众口纷纭的说法，便不再诉诸对叙述者的“道德价值和伦理评判”，而给出其为“艺术文本”的比较通达的解释。不仅如此，他还从美国战史作家约翰·托兰“捕影历史”的创作实践中也得到了启示，消除了长期盘桓于心的对于“田野作业”历史价值的疑虑，而坦然于“哪怕所表现的仅仅是人性世界的一个侧面”即足矣的新的态度。其他各节也大致如此，无论是从宏观的角度探索“历史与诗”、“史亦小说”、“历史与哲学”的区别与连接，也无论是从微观的角度来总结自己十余年来从事口述历史“田野作业”的“历史认知”，都体现出了这种通达或坦然的新态度。得益于新理论的“支撑”及态度的从容，便自然地导出了“口述史未必是信史”，而只是“活着的历史”，或曰“一代人的心灵史”的结论。
第三，作者的“跨学科”研究呈现出更多学科方法融汇的新景观。具体地说，5年前他曾表白他的“口述史”研究仅具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某些特征；而在新著中，我们惊异地发现挈领纲目的却是后现代史学及历史心理学理论。借助于更多学科方法的融汇，他不再满足于把解读该个案的枢机统统挂在“8月23日”(老舍忌日)这一个“挂钩”上，进而认识到，作家亲历的每一历史事件及作家的每一文本也有可能成为解读该个案的佐证和契机。新著第三章“老舍的文学地图——从老舍作品及性格看‘老舍之死’”，便处处流露出这种新的努力。
笔者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曾涉猎过“老舍之死”的个案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为非常传统的“考据”法及曾一度流行的“文本细读”法，所欲达到的也无非是人们常说的“求真”、“还原”之类的境界。以笔者目前所滞留于的研究状态，阅读傅光明的这部新著，所感受到的震撼——实话实说——远远大于所得到的愉悦。
简略地说，笔者以为，这部新著的“震撼”处在于:作者试图在西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框架内重新诠释“求真”的文史研究传统。作者不止一次地郑重表示，赞同“把历史分为历史1和历史2”，所谓“历史1”，指的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真相”，所谓“历史2”，指的是“人们对于历史1的叙述”，前者是历史本体，后者是历史叙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作者进而论证道，文史研究者的对象只能是各种形式的“历史叙事”，而并非“历史本体”，这样，他们所求的“真”也只能是历史叙事的“真”(历史2)，而绝非历史本体的“真”(历史1)。作者的科研追求也明晰了，他并不企望为“老舍之死”(历史1)做出结论，因为“历史完全不需要做出什么结论”，他所欲达到的只是“写出自己的叙事来”(历史2)。从一方面看，此说动摇了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文史研究者力求“求真”、“还原”的学术自信；从另一方面看，此说又给包括“口述史”在内的“私人化”的历史叙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更多的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