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创作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出版数量持续增长，１９９８年至今，更保持了年产量逾千部的旺盛态势。日前，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著名学者於可训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讲座并接受了记者专访，畅谈近十年来长篇小说的创作。

　　业余作者产量超六成

　　市场经济带来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长篇小说的生产也发生巨变。在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各种文体中，长篇小说发展最为迅猛，数量庞大，读者也越来越多。据统计，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的１７年里，中国总共只有２６０多部长篇小说面世；上世纪８０年代，长篇小说总数在８００部至１０００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长篇小说出版数量激增；而从１９９８年以来，每年长篇产量均突破１０００部。

　　於可训认为，近１０年来长篇小说的“井喷”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政府鼓励创作长篇小说、儿童文学和影视作品，刺激了出版社对长篇小说的生产。以前各种文体还会有调剂，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后，长篇小说就处于优先生产的地位。同时，群众自发性写作也成为长篇创作的重要力量，比如知青一代、离退休群体等各行各业的业余作者，都在创作长篇小说，这类创作可能占到长篇总数的六成以上。出版渠道增多，出版、发行机制的转变，也促进长篇小说迅猛发展。

　　相对于业余创作，一批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就已成名的作家在近１０年开始转型写长篇。像张承志、韩少功、王安忆等都是这样，把短篇集中起来，把已经表达过的经验、思想凝聚起来，创作出长篇小说。相较业余创作，这批作家代表了近１０年长篇小说的艺术水准。

　　英雄人物走下神坛

　　中国人偏爱历史题材，但以往作家创作长篇拘泥于历史教条，近１０年来，长篇小说在这方面呈现出新特点，像莫言、刘震云创作的一些长篇《檀香刑》《故乡面和花朵》，也采用历史题材，但强调历史的日常化和偶然性。另外，出现一批怀旧式的作品，像《激情燃烧的岁月》《血色浪漫》。跟纯粹的怀旧作品不同，他们不是原封不动地再现历史，而是重新理解、咀嚼我们追逐过的理想。

　　还有一类作品尽管也写英雄人物，但更注重传奇性。过去爱把英雄行为放大，忌讳暴露英雄的弱点；现在则把英雄被遮蔽的一面给展示出来，有意识地突出英雄身上符合人性的性格缺点。像《亮剑》这类小说，主人公满口粗话，动不动就骂人，却使人物形象看上去显得更真实、丰满。此外，一批有关帝王将相的长篇纷纷涌现，电视剧一度充斥这类作品。

　　欲望写作激发严肃探索

　　市场经济下，商品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长篇创作也是如此。过去被压抑的因素被释放出来，最典型的就是性描写，比如从贾平凹的《废都》到“美女写作”。市场经济刚搞起来，人们缺乏心理准备。旧的观念开始崩塌，新的思想又没有建立起来。在全球化冲击下，知识分子遭遇前所未有的困惑。在《废都》取得市场成功后，很多作家就纷纷模仿创作这类长篇。这类创作后来就演变出“美女写作”，典型的比如《上海宝贝》。作品表面充满感官欲望，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合流产生了这种畸形小说。

　　欲望写作的浮躁，激发起另一种新思潮，即长篇创作中开始加入严肃的思考，不少作家努力探索在商业社会中怎样建构精神价值。像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思考传统文化能否成为精神支柱，弘扬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思想。张承志的《心灵史》，读后令人联想到，不管物质欲望多么膨胀，人们还是选择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通过追索家族姓氏的根源，为我们时代生活的漂泊感寻找精神支撑点。

　　普遍出手太快缺乏修养

　　尽管每年这么多的长篇问世，但要挑出真正优秀的作品还真难。於可训说，出手太快、心态浮躁是作家们的普遍创作特征。很多青年作家刚出道就写长篇，没有经过中短篇小说的训练，原因是中短篇的销路不好。同时，作家创作的速度越来越快。在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作家的日子过得很舒服，既拿工资又拿稿费，印出来的书全部包销。现在大部分作家主要靠稿费养活自己，写得太快，一年出一部长篇很普遍。

　　长篇创作需要深厚涵养和知识储备。於可训说，现实情况是，不少作家缺少思想底蕴，缺乏高雅修养，甚至以无知为荣。他们创作太随意，语言粗糙，连最基本的语感都不具备。只有少数像张承志、韩少功等作家坚持在从事严肃创作。於可训对当下热门的８０后作家并不看好，觉得他们不好好修炼就不会有前途。他认为，一个作家只有长期积累，关心自己所处时代的命运，才会写出真正有分量的长篇。